当事人信息
原告:杨某，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富源县人，农民，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贵清，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 律师。
被告：李某1，女，****年**月**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富源县人，农民，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
被告：李某2，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富源县人，农民，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
审理经过 原告杨某诉被告李某1、李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贵清、被告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被告李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 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彩礼人民币73160元，返还苹果手机一台，价值人民币6050元，其他肉、烟酒、副食等物品价值人民币3000元，共计人民币8221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李某1系同村人，自小相识。2017年经同村人李红友介绍，两人相恋。2017年1月23日，由中间人李红友带领原告及其他几位亲戚到被告家订婚。当日给付礼金10200元。两人相处过程中，原告母亲分两次给被告李某12900元。2018年1月1日，在被告的要求下，原告给被告李某1购买了一台苹果手机，价值人民币6050元。2018年1月24日，按照农村习俗，由中间人李红友带着原告及亲戚到被告家过礼，给付彩礼人民币60060元，给了肉、烟、酒、副食等礼品，价值人民币3000元，合计彩礼、物品价值人民币82210元。2018年2月7日，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并宴请亲朋好友。完婚2个月左右，被告以出门打工为由，从2018年3月底出走至今。原告中途打电话问被告原因，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诿。2020年底，原告偶然从他人口中得知，被告李某1在婚恋过程中也一直与其他男性以不正常关系相处。原告认为，被告的这一行为是严重欺骗和不道德行为，也是一种实质的悔婚行为。原告得知该情况后，到其家中要求返还彩礼及其物品，遭到被告的拒绝。原告认为，我国法律保障婚姻自由。原告无权强制被告缔结婚姻关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被告应当如数返还原告借缔结婚姻为名所收受的财物。由于该彩礼是中间人李红友亲手交给被告李某1之父被告李某2的，所以被告李某2也应当负连带返还责任。据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答辩情况 被告李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军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被告系同村人，2017年经李红友介绍订婚，给付彩礼人民币70260元，其中订婚时给付彩礼10200元，过礼时给付彩礼60060元是事实，但系原告自愿赠与的，其他消耗性物品，不仅是原告家支付，被告家也支付了一些，尤其是还打发一些物品给原告家。双方自由恋爱，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被告也是愿意与原告组合家庭过一辈子的。可是原告及其父母不准办结婚证，理由是要等被告生育子女后再去办理。由此，原告与被告一起到浙江打工。打工期间，双方感情甚好。2020年9月，还以被告的身份在浙江担保购买了一辆马自达轿车，价值人民币10多万元，牌照为：浙Ｊ×××××。首付款是原告和被告共同支付的，每月还有3000元的车贷共同偿还。2018年，被告与原告共同挣钱购买了一部7000多元的苹果8手机由原告使用。2019年，原告培训驾照，开支15000元左右。尤其在2018年、2019年、2020年，被告三次怀孕，但因原告的行为都流产了。现原告的父母认为被告是习惯性流产，想要生育子女感到困难，才唆使原告以婚姻财产纠纷起诉被告。其实，原、被告同居生活三年之久，两人感情尚好，原告要求解除同居关系也是逼之无奈。原告与被告在留言时曾说道：“如果不能在一起就各走各的，互不干预”，有原告的语言为证，这怎么能说被告2018年3月就出走至今。如果原告要诬陷被告有外遇，那请列举证据证明。由此，被告认为，虽然原告按婚姻法的解释规定，但那是指结婚时间、同居时间较短的和对方有重大过错的才酌情返还彩礼。本案中，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与原告组合家庭三年之久，三次怀了原告的孩子，致被告怀孕患病的痛楚和精神损害，凭法律和道德伦理，也不可能返还原告彩礼，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 被告李某2的答辩意见和被告李某1的答辩意见相同，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李某2陈述：订婚时，彩礼是10200元，过礼是60060元，这两笔彩礼通过他转交给被告李某1。原告所述其母亲两次给被告李某1的人民币2900元他不清楚。订婚时，原告家所送的物品有：酒10公斤50元，火腿20公斤460元，啤酒2箱、米2包200元，糕点副食2箱60元，共计770元，第二次过礼的物品和第一次差不多。结婚前一晚送的鸡蛋、米、火腿价值300元。陪嫁的物品有：1套太阳能4680元，2套沙发9000元，1张大理石茶几1500元，1张大理石餐桌3260元，1个鞋柜680元，1台电视机5600元，1台洗衣机2100元，1个衣柜3200元，1张梳妆台1800元，1台冰箱4800元，1个高压锅、1个电饭煲680元，3套被子496元，3床毛毯480元，1个防滑垫220元，2个枕头160元，2床四件套床上用品880元，1幅十字绣5000元，1套茶盘、碗筷、杯子等500元，共计人民币45036元。同时，原告家订婚、过礼等按习俗返还原告家人民币3200元。
围绕诉讼请求，原告及其代理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聊天记录3份，证实被告李某1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事实。
2、手机发票1张，证实原告为被告李某1购买手机支付人民币6050元的事实。
3、转账记录、还款记录4份，证实浙Ｊ×××××是原告自己出钱购买的，与被告无关系。
经质证，被告李某1及其代理人、被告李某2对证据（1）认为是原告诬陷的；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是同居期间购买的，被告李某1还支付了首付款人民币10000元。
本院查明 本院认证认为，庭前原告及其代理人向法庭出示了其他证据证实被告出轨，考虑双方的影响，原告及其代理人仅向法庭提交了上述聊天记录，证实被告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因购买手机并非婚约彩礼必备之物，这些非必备之物系双方的自愿行为，故本院不予采信，但可以作为开支的参考。证据（3），结合被告及其代理人的辩解，本院认为，即使原、被告真实共同购买车辆，也属于同居期间的财产纠纷，不在本案的处理范围，可另案起诉，故本院不予采信。
围绕诉讼请求，被告及其代理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收据4张，证实被告家陪嫁的嫁妆价值人民币41496元的事实。
2、黄岩妇幼保健院门诊病历2张，证实原、被告同居期间怀孕流产2次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及其代理人认为，证据（1）发票上的名称“托古”与“拖古”存在问题，对发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特别收据上是长虹电视，实际购买的是王牌电视，从陪嫁嫁妆的实际价值上看，原告方最多认可价值人民币20000元；对证据（2），认可诊断内容的真实性，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上看，被告的怀孕是与其他男人所怀，并非与原告所怀，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本院认证认为，结合庭审中原、被告的陈述、辩解，原告认可陪嫁的嫁妆有被告李某2陈述的这些物品，但不认可陪嫁嫁妆为41496元，认为最多值20510元，比如太阳能4680元，原告认为值2680元，2套沙发9000元，原告认可值5000元。这一价值主观评估的差异，事实上是双方基于各自的利益做有利益自己的陈述，并非嫁妆的实际价值。即使委托中介机构评估，也不能反映嫁妆购买时的真实价格，因此，关于嫁妆的价值只能作为婚约彩礼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评判，不能做定案的唯一依据。证据（2）证实被告李某1怀孕的事实，原告认可在一起生活并导致2018年10月流产是双方原因所致，但对此后怀孕、堕胎行为不予认可，认为是被告李某1与其他人所致。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本院无法确信被告的证明目的，真相只有原、被告自己清楚。
综合庭审质证认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被告系同村人，原告与被告李某1自幼相识。2017年经李红友介绍举行订婚仪式，给付彩礼10200元，并按农村习俗附送烟酒茶等物品。2018年1月24日，过礼时给付彩礼60060元，并按农村习俗相应附送烟酒茶等物品，共计给付彩礼现金人民币70260元。该彩礼经被告李某2转交被告李某1。交往过程中，原告为被告李某1购买一台苹果手机，价值6050元。同时，按农村习俗，拜见父母、回礼等都相应有一些物品、金钱往来。原告家建房时，被告李某1赠送1幅十字绣，被告认为价值5000元，但原告认为仅值1000元。2018年2月8日，原告与被告李某1举办婚礼，在婚前一晚按农村习俗送烟酒茶等物品，价值无法认定。结婚时，被告家陪嫁的嫁妆有：1套太阳能、2套沙发、1张大理石茶几、1张大理石餐桌、1个鞋柜、1台电视机、1台洗衣机、1个衣柜、1张梳妆台、1台冰箱、1个高压锅、1个电饭煲、3套被子、3床毛毯、1个防滑垫、2个枕头、2床四件套床上用品、1套茶盘、碗筷、杯子等。婚后，原告与被告李某1一起在浙江省黄岩市打工，共同生活。2018年10月，因双方的原因致第一次怀孕而堕胎。同居期间，被告李某1与他人关系暧昧，后又在黄岩妇幼保健院门诊堕胎2次。现原告以与被告李某1无法继续共同生活为由要求被告连带返还婚约财产价值人民币8221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彩礼是我国自古存在的一种准婚姻制度，指男方为了表明对女方的诚意，自愿给付女方一部分礼金及物品，决心组建家庭，缔结婚姻，互相忠实，共同生活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中，原、被告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又不想继续生活，故原告主张返还彩礼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彩礼返还多少，应结合给付的彩礼数额、嫁妆的价值、生活时间的长短、双方的过错等因素综合判定。结婚时，被告家置办了嫁妆，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准确的嫁妆价值。如若进行价值评估势必增加不必要的开支，同时也仅是参考依据。因此，无论被告家主张的价值40000多元，还是原告家认可的20000多元，都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的真实性、客观性，只能由本院结合案情综合折抵。婚后，原告与被告李某1在一起打工、共同生活，有怀孕堕胎的事实，也有被告李某1与他人不正当交往的事实。综合这些因素，由被告返还彩礼、财物价值人民币46000元较为适宜。原告及其代理人主张全额返还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及其代理人提出，嫁妆的返还应由被告另案起诉，且被告未在本案中提出反诉，应分案处理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婚约财产原本就包含双方之间的财物、礼金的往来，应作为一个整体处理。分案处理既滥用了司法资源，在审判、执行中加深社会矛盾，同时又增加了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不符合利民便民的司法原则。至于双方在交往过程中相互购买手机、改口费、拜年礼金，特别被告提到婚前赠送1幅十字绣等礼物，并非婚约彩礼中的必备之物，有些是基于人情交往产生的，主张返还或折抵都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作为被告李某2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两笔彩礼现金人民币70260元由李红友交付被告李某2，后被告李某2又转交被告李某1。庭审中，部分彩礼事实上由被告李某2用于购买被告李某1的嫁妆。因此，被告李某2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应承担返还彩礼的责任。原告及其代理人要求被告李某1和被告李某2连带返还彩礼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一条、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千零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判决如下：本案裁判结果一、由被告李某1、李某2连带返还原告杨某婚约财物价值人民币46000元（肆万陆仟圆整），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返还。
二、驳回原告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55元，由被告李某1、李某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 审 判 长 周尧斌
人民陪审员 王 梅
人民陪审员 李家荣
裁判日期 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
审判辅助人员 法官 助理 张小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