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贵州中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纳雍县中岭镇。
负责人：罗振宇，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应江，贵州一苇律师事务所 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说雨，贵州一苇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申能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武进路289号1307室。
法定代表人：张京玉，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喜，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 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斌，北京市炜衡（贵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
原审第三人：六盘水平尧威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南环中路24号2号楼302室。
法定代表人：李尧，系该公司总经理。
审理经过
上诉人贵州中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岭矿业）、上海申能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申能）与原审第三人六盘水平尧威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尧威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纳雍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525民初3375号民事判决后，上诉人中岭矿业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作出（2019）黔05民终122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纳雍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黔0525民初2111号民事判决，上诉人贵州中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申能燃料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诉称
上诉人中岭矿业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纳雍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5民初2111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二项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反诉请求；二、被上诉人上海申能燃料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及理由：1、中岭矿业作为证据提交的由纳雍电厂出具的结算统计表，系纳雍县人民法院通过纳雍电厂调取，并经纳雍电厂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的证据，上海申能单方面提供并且未加盖纳雍电厂公章、真实性存疑的所谓结算单，证明力更强。一审法院认为上海申能提供的结算单与纳雍电厂出具的结算表不一致，则应采信证明力较大的优势证据即法院调取的纳雍电厂出具的结算统计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一审法院违反民事案件证明标准，无视上海申能已经在纳雍电厂结算由中岭矿业供应的煤炭311，311.85吨、结算了77，249，382.20元煤炭款的事实，对该事实直接不予认可，事实认定错误，严重损害上诉人中岭矿业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纳雍电厂出具的由中岭矿业供煤、上海申能进行结算的煤炭结算数据存疑，则应当对该事实予以调查核实。而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并未对该事实予以调查，庭后直接下判，无视上海申能已经在纳雍电厂结算由中岭矿业供应的煤炭311，311.85吨的事实，直接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煤炭量存在重大遗漏，导致上诉人中岭矿业已供应的并由被上诉人上海申能在纳雍电厂结算的八万余吨煤炭，无故流失，严重损害到上诉人中岭矿业的财产权益。中岭矿业按照上海申能与纳雍电厂结算煤炭的平均单价作为标准，计算上海申能应当支付的煤炭款缺少依据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中，由于上海申能一直未与中岭矿业办理煤炭结算，煤炭单价不能确定。上诉人中岭矿业根据上海申能已经在纳雍电厂结算的由中岭矿业供应的煤炭311，311.85吨以及结算总价77，249，382.20元计算平均单价，并按照上海申能与中岭矿业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约定扣减15元/吨计算结算单价，具有合同依据，对双方公平合理，已经达到民事案件中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一审法院直接不予认可，有失公允。2、中岭矿业提供了由法院向纳雍电厂调取的煤炭结算统计表，证明上海申能在纳雍电厂结算的由中岭矿业提供的煤炭总量为311，411.85吨；其次，中岭矿业提供了各方均认可的证据证明中岭矿业销售给平尧威龙的煤炭量为249，086.51吨，该煤炭销售量完全与第三人平尧威龙的答辩和举证吻合；同时中岭矿业提供法院生效判决证明了平尧威龙将从中岭矿业处所购煤炭中的32，138.42吨售给山西保利，该事实在该案庭审中经反复核查，且平尧威龙予以认可。因此，平尧威龙从中岭矿业处购买并售给上海申能的煤炭量为216，948.09吨（249，086.51-32，138.42）。据此，上海申能直接向中岭矿业购买的煤炭量即为94，463.76吨（311，411.85-216，948.09，包括已结算的12000吨和未结算的82463.76吨）。中岭矿业提供的法院调取的证据、上海申能及平尧威龙均出示的证据以及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上海申能应当与中岭矿业结算的煤炭量。中岭矿业据此提出的反诉请求应获支持，请求贵院依法予以改判。
上诉人上海申能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5民初2111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在证据的认定上存在重大错误，加重了上诉人的证明责任，违背了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规定。1、上诉人提供的6、11、12、14、15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足以达到证明目的。第6组证据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该汇票背面有被上诉人的印章作为背书，在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均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的前提下，完全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了煤炭预付款200万元这样一节事实。第11组证据系36张预付银行凭证，是为证明上海申能根据平尧威龙请款，为平尧威龙在中岭矿业处购买煤炭支付了煤炭预付款共计64,830,000元，这部分煤炭系平尧威龙向被上诉人购买后再转卖给上诉人。该组证据在被上诉人认可真实性、第三人认可三性的前提下，是足以证明以上事实的。第12组证据系35份付款申请，用以证明平尧威龙向上海申能申请支付煤炭预付款，这部分煤炭系平尧威龙向中岭矿业购买后再转卖给上海申能。该组证据除了2016年11月出具的三张请款单上未载明是由中岭矿业供煤（但都有备注及第三人认可系中岭矿的煤），其余从2016年12月起的32张请款单均清楚载明煤炭系平尧威龙向中岭矿业购买后再转卖给上海申能。第14组证据系平尧威龙出具的情况说明2份，用以证明从2017年1月起至2017年7月底，中岭矿业发货的煤炭有159，251.15吨是由平尧威龙购买后再转卖给上海申能的。该组证据在第三人认可三性的前提下，另根据纳雍电厂出具的结算单显示，从2017年1月起至7月底纳雍电厂与上诉人结算的煤炭总计172，556.99吨。以上数字相差为172，556.99-159，251.15=13，035.84吨，也就是说上诉人实际与被上诉人结算的18470.73吨已经超过了被上诉人的供煤。故该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且达到证明目的。第15组证据电厂出具的结算单12张，用以证明供货数量。对该组证据，被上诉人除一张外三性均予以认可，第三人无异议。但一审法院没有认可该组证据。2、上诉人提供的4、7、8、9组证据均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第三人均予以认可，涉及被上诉人的部分，也有被上诉人出示的其他证据相印证，故一审应该将它们作为本案的事实认定。3、对上诉人提供的18组证据，一审判决只采纳了部分，系无视事实的主观臆断。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据以主张诉请的2017年1月、2月、4月三张结算单与纳雍电厂出具的统计表在结算单号、吨数和单价上均不一致，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上述主张，因此上诉人以上述3张结算单单价主张扣减15元/吨与被上诉人结算无事实依据，混淆了上诉人提交的多份证据不同的证明目的。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1月、2月、4月三张结算单，主要证明的是本案所涉合同期内被上诉人供货数量和电厂当期批次结算价款的问题，不是用结算单来证明扣减15元/吨的事实。上诉人提供18组证据及本上诉状第一部分的分析，证明了上诉人通过二种渠道从被上诉人处购煤，且每种渠道购得的煤炭数量、价格、单号均有相应的结算单、银行凭证相佐证。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特别是结算单中已明确了其与被上诉人因《煤炭购销合同》而产生的结算单和供货数量，且多份证据一审法院也予以采信，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与其认定事实相互矛盾。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充分证明2017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预付煤炭款1,500万元，而从被上诉人处的购煤货款远低于预付款项，但被上诉人迟迟不肯返还剩余预付款，应判决被上诉人返还剩余煤炭预付款及逾期违约金总计980余万元。
一审原告诉称
一审本诉原告上海申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岭矿业返还上海申能煤炭货款9，293，915.57元；2、判决中岭矿业支付上海申能迟延退款利息598，425元（以9，293，915.57元为本金，按年利率4.75%从2017年7月30日起计算至中岭矿业实际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3、诉讼费由中岭矿业承担。
一审被告辩称
一审反诉原告中岭矿业向一审法院提出的反诉请求：1、判决上海申能支付中岭矿业煤炭款6，219，151.85元及以6，219，151.85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1日起至履行完毕全部支付义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40%计算的逾期罚息；2、判决上海申能承担本案相应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8日，上海申能作为买方（乙方）与中岭矿业作为卖方（甲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上海申能向中岭矿业购买原煤，数量以纳雍发电总厂（销售用户）每月实际结算量为准，交货期限及合同有效期为2016年10月18日至2016年12月31日，收货人为上海申能，发货地点为甲方装车点，交货地点为纳雍发电总厂一、二厂煤场及卸煤沟，付款方式为先款后货，合同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和义务。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就数量、交货地点、运输、付款方式等再次进行了约定。同年11月3日，上海申能向中岭矿业账户付款500万元，中岭矿业为上海申能供货至纳雍发电总厂后，经双方结算，该合同中岭矿业向上海申能供煤价值3，204，720元，中岭矿业于2017年3月17日向上海申能退还该合同的预付款1，795，280元。
2017年1月5日，上海申能为买方（乙方）与中岭矿业作为卖方（甲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上海申能向中岭矿业购买原煤，数量以纳雍发电总厂（销售用户）每月实际结算量为准；交货期限及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交货地点为纳雍发电总厂一、二厂煤场及卸煤沟，交货方式为第三方组织运至纳雍电厂，乙方负责监管与纳雍电厂的电煤交货验收过程；收货人为上海申能燃料有限公司；价格乙方按当月与纳雍电厂实际结算单价扣减15元/吨与甲方结算，所有价格均为含税价（含17%增值税费各种税费）；付煤款方式为先款后货，乙方按3万吨/月电煤量将煤款汇入甲方账户，当月销售电煤量超出3万吨时，乙方须预先及时补缴购煤款，否则所销售电煤不计入与乙方的成交煤量，月底按与电厂实际结算煤量及煤质进行结算；乙方持有的甲方或电厂称重磅单只作为双方核对数量用，不作为结算依据，实际结算依据应为电厂出具给乙方的结算单；双方终止合同前，如乙方预付给甲方的货款尚有剩余，甲方必须在终止合同后30日内将货款退还乙方；合同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和义务。之后，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数量以纳雍发电总厂（销售用户）每月实际结算量为准，每月至少供应原煤6，000吨；乙方按当月与纳雍发电总厂实际结算单价扣减15元／吨与甲方进行结算，所有价格均为含税价（含17%增值税费各种规税费），协议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后，上海申能于2017年1月17日向中岭矿业账户打款500万元，2017年2月10日，上海申能向中岭矿业账户汇入500万元，2017年4月7日，上海申能向中岭矿业账户汇入500万元。纳雍发电总厂陆续出具结算单，其中2017年1月上海申能向纳雍发电总厂供货6，267.84吨，单号为J2017050026，单价为232.22元/吨，煤款总价为1,455,517.81元；2017年2月上海申能向纳雍发电总厂供货6，028.69吨，单号为J2017070040，单价为200.47元/吨，煤款总价为1，208，571.48元；2017年4月中岭矿业向纳雍发电总厂供货6174.20吨，单号为J2017100013，单价为213.64元/吨，煤款总价为1，319，056.09元。
2016年6月，上海申能与平尧威龙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上海申能向平尧威龙采购煤炭供应给纳雍发电总厂，发货地点为水城县化乐乡宏宇煤矿、水城县金盆乡湘能集团义忠煤矿及月度供煤确认的所指定煤矿，收货人为上海申能，交货地点为纳雍发电总厂一、二厂煤场及卸煤沟，合同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和义务。2016年10月，上海申能与平尧威龙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发货地点增加中岭煤矿，协议还补充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和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中岭矿业是否应向上海申能返还煤炭货款9，293，915.57元及支付利息的问题。第一，上海申能与中岭矿业2017年1月5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履行约定义务。本案三方均认可，三方通过两种渠道完成煤炭交易：一种是上海申能直接向中岭矿业购买煤炭后销售至纳雍电厂；另一种是平尧威龙向中岭矿业购买煤炭后销售给上海申能，再由上海申能销售至纳雍电厂。根据上述《煤炭购销合同》约定，上海申能按当月与纳雍电厂实际结算单扣减15元/吨与中岭矿业结算，现上海申能据以主张诉请的2017年1月、2月、4月的三张结算单，与纳雍电厂出具的统计表中无论是结算单号、吨数还是煤单价均不一致，上海申能陈述价格不一致的原因是因为结算单只是某一批次的结算单价，纳雍电厂出具的统计表上统计的是当月的平均价，但上海申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上述主张，故上海申能以上述三张结算单单价主张扣减15元/吨与中岭矿业结算无事实依据。同时，上海申能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上述结算单即系其与中岭矿业因上述《煤炭购销合同》而产生的结算单，故对上海申能要求中岭矿业返还煤炭货款并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海申能是否应向中岭矿业支付煤炭款6，219，151.85元及利息的问题。经过审查，上海申能提供的纳雍电厂出具的结算单中岭矿业、平尧威龙质证无异议的部分，与纳雍电厂出具的统计表中无论是结算单号、吨数还是煤单价均不一致，有的结算单号一致，单价与吨数不一致等，故对纳雍电厂出具的统计表，除上海申能、中岭矿业认可2016年10月18日签订的合同的履行情况外，对其余数据，不予认可，同时，中岭矿业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及其与上海申能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中上海申能与纳雍电厂具体的结算单价，现中岭矿业以纳雍电厂出具的统计表上载明的311，411.85吨及以统计表计算的结算平均单价248.06元扣减15元/吨来与上海申能结算，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故对中岭矿业要求上海申能支付煤炭货款及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上海申能燃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贵州中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1,046元，由上海申能燃料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0,070元，减半收取30,035元，由贵州中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诉讼期间中岭矿业提交证据，纳雍电厂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煤炭结算单十五份以及按照上海申能提供的编号的结算单三份。证明目的：1、上海申能主张结算的三张结算单不真实，应驳回其诉讼请求。2、上海申能在纳雍电厂结算的有我方提供的煤炭量合计31余万吨，除纳雍电厂出具的汇总表对应的结算单之外，纳雍电厂未向上海申能出具过其他结算单。
上海申能质证意见：1、我们提交的纳雍电厂的15份结算单在一审的时候三方均没有提出异议；2、这16份单据我们提供都是威龙矿业提供的，威龙矿业也是认可的；3、单据不一致，我们不能排除是当时开的还是过后开的，所以造成时间的不一致；4、我们认为这15份单据再提供与本案两审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一审已经提供过了，在总数范围内本案的事实是清楚的。根据一审提供的证据有3万吨是中岭和我们结算的，27.6万吨是我们已经和第三人结算的，所以这两笔加起来就将近31万吨，无论表格怎么分也撼动不了这个事实；5、本案在合同期内，我们已经超出供应。申能、威龙付的钱已经超过总吨位的价格，所以我们认为这份证据对原来我们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是没有影响的。该组证据中的2016年10月份到2016年12月31日之间的结算单与本案没有关系，双方对2017年1月1日之前的是已经结算过的。2017年7月以后的结算单与本案无关，也不是本案审理的购销合同单据。对于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上诉人不予认可，且纳雍电厂出具给上海申能结算单的数据与二审中提供的煤炭结算单十五份不一致，同是一家单位出具的结算单出现前后矛盾，无法判断哪一份结算单具有客观性，因此，对于上诉人中岭矿业二审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中岭矿业与上诉人上海申能之间实际履行的煤炭总量为多少？应由哪一方承担付款义务？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实际履行的煤炭总量如何确定的问题，经查，双方当事人认可，三方通过两种渠道完成煤炭交易：一种是上海申能直接向中岭矿业购买煤炭后销售至纳雍电厂；另一种是平尧威龙向中岭矿业购买煤炭后销售给上海申能，再由上海申能销售至纳雍电厂。因此，本案中无论是上海申能向中岭矿业主张返还预付款，还是中岭矿业向上海申能主张购煤款，均需以平尧威龙收煤、供煤数量及纳雍电厂的结算价格为基础。平尧威龙收煤、供煤数量需由中岭矿业、上海申能共同与平尧威龙结算才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中岭矿业二审中也认可平尧威龙有部分煤炭销售给山西保利公司的事实。因此，本案中仅仅固定中岭矿业与平尧威龙的煤炭交易是并无意义，因为无法固定平尧威龙从中岭矿业收到的煤炭是否全部交给纳雍电厂，也无法固定平尧威龙除了上海申能、山西保利以外，是否还与其他主体有煤炭交易的事实。且纳雍电厂出具的结算单有两个数量，相互矛盾。因此，本案的基本事实无法固定。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均不能证明其主张成立。故本案应由中岭矿业、上海申能共同与平尧威龙对其收煤供煤的数量先行结算后才能确定应由哪一方承担付款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在三方当事人没有共同算账固定本案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原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二审中双方提供的证据仍然不能证明其上诉主张。故对上诉人中岭矿业，上诉人海申能提出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可在共同与平尧威龙、纳雍电厂算账后根据算账的结果依法另案主张权利。
综上，原判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中岭矿业，上诉人海申能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本案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贵州中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预缴60,070元，上海申能燃料有限公司预缴81,046元，共计141,116元，由上诉人贵州中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0,070元，由上诉人上海申能燃料有限公司负担81,0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