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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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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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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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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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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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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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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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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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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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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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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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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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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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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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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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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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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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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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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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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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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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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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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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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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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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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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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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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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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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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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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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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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如果您的情况复杂且还有更多疑问，免费咨询在线律师。
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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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在通讯媒体上转发“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等消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某派出所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而当初的这份训诫书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作为最先向周边传达疫情的8名行为人，不但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通过“训诫行为”禁止其传发相关消息，这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值得我们的重视。而“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所运用的训诫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一、法律条文中的“训诫”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训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律行为，出现于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大领域，因此笔者以作出训诫的主体机关来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人民法院作出的训诫
1、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此为《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罚
《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3、维护法庭秩序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亦有此类规定。
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5、其他司法处罚
《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企业破产法》第129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离开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拘留，可以依法并处罚款。”
（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训诫
1、证人保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9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2、不起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民事诉讼监督中的听证程序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64条规定：“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
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2、信访秩序维护
《信访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以上法律条文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训诫措施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均有所涉及，所涵盖领域较广，但公安机关所涉及的训诫仅在法律规定中限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信访秩序的维护，那么其对李文亮医生所出具的“训诫书”，法律依据何在？
二、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性质分析
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记载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规定了训诫的具体法律条文呢？
综观全文，也未能找到关于训诫的法律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那么李文亮医生的这份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处罚措施中的“警告”呢？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于1月29日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所显示，“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虽然此则《情况通报》并非官方的法律文书，但从其官方微博发出，并在公众层面进行宣示，则具有一定的官方法律效力。根据其表述，武汉市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治安处罚，而仅是教育、批评。
由此可见，根据官方解释，此份训诫书并非属于治安处罚，而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一种教育、批评方式。
那么，此种通过训诫书来进行教育、批评的方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正向效果呢？
三、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法律效果分析
此则训诫书，采取法律制式文本，明确记载了违法行为、事由等内容，并在文本内要求被训诫人签名与捺印，并在文末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的专用章，已与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虽然训诫书明确记载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训诫作为一种公安机关的教育措施，而公安机关在未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违法嫌疑人单方出具具有法律效果的训诫书，其合法性存疑。
此外，训诫行为并非一种强制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与引导，告诫被训诫人其违法的严重性。但是李文亮医生的这则训诫书从实质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强制效果，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医生签署“能”，并捺印。此外，第二段要求：“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医生签署“明白”，并捺印。
此两次的李文亮医生签名，均是对公安机关要求与义务的认可，一是中止违法行为，二是继续违法，将受到制裁。暂且不论李文亮医生是否违法，但就其第一种要求“中止违法行为”，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强制力。综上所述：
从法律效果上看，公民探讨疫情，属于正常的个人交流，而李文亮医生根据真实情况，将新冠病毒描绘为“SARS”，虽然不严谨，但是并未捏造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明确要求李文亮医生禁止探讨疫情，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训诫行为已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教育与引导目的，其具有的宣示效果，演化为了一种变相的权利剥夺。
从法律依据上看，这则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随意训诫他人的权力，公安机关具有训诫权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二是维护信访秩序。而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均不属于这二者。
四、启示
公安机关向公民出具训诫书，在法律文本上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信访条例》予以授权，其他法律并未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向个人出具训诫书，公安机关也并不能将教育等同于训诫，并予以法律文书化，这种方式容易演化为变相的限权。
在未来，我国立法应着眼于公安机关教育功能的优化，如何在公安执法办案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具体化、合法化、合理化、标准化，尤其是对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不需要处罚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发挥国家法律机关的法律教育功能，使违法嫌疑人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认真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此外，李文亮医生等8人作为最初的消息传播者，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并未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规定。在未来此类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中，应当构建高度统一的疫情报告制度，由专业人士、专家组进行把控，通过各部门联合调动，联防联控，从而做出及时而准确地防范措施。
来源： 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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