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被告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被告人张建平、魏勇。被告人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被告人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二被告人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被告人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被告人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具体如下：
一、5月30日，诈骗行为人冒充蒙城县双涧镇党委副书记郎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李某，以朋友开办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借款。李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两张成都银行卡（62×××84、62×××18）转款共计8.6万元。
二、6月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灵璧县尹集镇党委书记解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盛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盛某信以为真，通过陈某2银行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10万元。
三、6月9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怀宁县石镜乡党委书记史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查某1，以亲戚进货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查某1信以为真，通过查某2先后两次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转款共计18万元。
四、6月12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桐城市新渡镇镇长潘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刘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资金进货为由借款。刘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转款5万元。
五、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主任金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郑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郑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转款20万元。
六、6月23日，诈骗行为人谎称群号为85×××61的ＱＱ群系上海和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群，并冒充该公司经理衣某，通过该ＱＱ群告知公司会计郭某因找人办事需要钱款。郭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张建平的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转款3万元。
七、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太湖县北中镇镇长汪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赵某，以亲戚开办公司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借款。赵某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共计10万元。
八、6月14日，诈骗行为人冒充宁海县大佳何镇镇长虞某，通过微信（微信号×××）联系林某，以亲戚开办的公司因疫情致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借款。林某信以为真，向被告人魏勇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转款12万元。
九、6月18日，诈骗行为人冒充盈江县勐弄山茶叶有限公司老板何某，通过ＱＱ（ＱＱ号11×××99）联系公司员工银某，以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交纳合同款为由让银某转账。银某信以为真，通过该公司的对公账户分别向被告人魏勇妻子唐某的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被告人魏勇的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转款共计34万元。
2020年12月24日、28日，被告人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原判列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被告人张建平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对被告人魏勇居所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搜查、勘查及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害人赵某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的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害人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害人郑某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被害人郭某的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某的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尾号4018、1051、0098、5703及被告人魏勇尾号7700、7113、2342银行卡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张建平、魏勇的供述与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任由他人利用其出借的银行卡进行接收、转移，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建平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建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二、被告人魏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元（已缴纳）；三、对被告人张建平、魏勇退出的违法所得2000元、3100元，合计人民币51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魏勇上诉提出：上诉人对案涉资金性质及来源均不明知，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对上诉人予以处罚。上诉人的“上线”黄某1不知道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更不可能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上诉人提供账户时上游诈骗犯罪尚未实施，“犯罪所得”尚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明知”案涉资金是犯罪所得，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操作过账户进行转账，在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仅仅是提供账户的行为，包括陈某、黄某1、黄某2都认为所谓的“洗钱业务”就是“跑分业务”，帮别人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自己拿提成，与“洗钱”真正的含义截然不同，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洗钱”的含义，倒推上诉人主观认知无事实依据。参照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应判处上诉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失当，应予纠正。魏勇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9年11月份，陈某1、黄某3、袁某（均另处）等人与上诉人魏勇共同出资成立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互联网上搭建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多拉宝商城”，黄某1、黄某2（均另处）任公司会计。公司为拓展业务，要求业务员联系商户，收集商户的手机号、银行卡，为商户入驻交易平台进行登录注册。公司未实际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3月后，陈某1结识邓某（另处）。邓某告知陈某1如出借“多拉宝商城”商户的登陆账户手机号及银行卡用于接收、转移资金，可分得转移资金7%的酬金。
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填补亏损，决定实施该项业务。黄某1找到愿意出借手机卡、银行卡的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张建平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7×××98）、成都银行卡（卡号62×××18）、华夏银行卡（卡号62×××03）、交通银行卡（卡号62×××98）及民生银行卡（卡号62×××51）；魏勇出借了手机卡（号码135××××3578、138××××0805）、工商银行卡（卡号62×××00）、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及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张建平、魏勇出借的手机号被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同时交易账户绑定了出借的银行卡。
邓某通过“蝙蝠”聊天软件组建微信群。邓某在群内联系黄某2、黄某1，让黄某1准备银行卡，黄某1遂在群内发送用于接收犯罪所得资金的银行卡的户名及卡号。当犯罪所得资金汇入银行卡时，邓某在群内发布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收到款项的信息。随后，黄某2操作张建平、魏勇的“火币网”交易账户，用犯罪所得资金通过“火币网”交易平台购买马某等人出售的网络虚拟货币。黄某2将购得的网络虚拟货币的93%份额转至邓某指定的账户内，余下7%的网络虚拟货币出售变现后，将变现资金交给黄某1，作为公司收入及业务员提成。
2020年5、6月份，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2020年12月24日、28日，魏勇、张建平向法院分别退出违法所得0.31万元、0.2万元，合计人民币0.51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判列述的证据被害人查某1、赵某、林某、银某、李某、盛某、郑某、郭某、刘某的陈述；证人查某2、黄某1、黄某2、陈某1、黄某3、宋某、朱某、马某、蒙某证言；张建平、查某1的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张建平、魏勇、黄某1分别辨认出黄某1、袁某、张建平、魏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魏勇居所扣押了其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一张等物品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张建平、魏勇被抓获经过，查某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赵某的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林某转账账单照片、银某云南农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李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郑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郭某工商银行卡转账记录、刘某安徽农金银行卡转账记录、张建平、魏勇控制下的银行卡接受、转出款项的时间、数额等情况的交易明细资金流向一览表、张建平、魏勇的户籍证明等书证；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上诉人魏勇的供述与辩解。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魏勇及其辩护人就本案的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予以确认。
针对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帐户；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明知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帮助他人接受、转移款项即能获得高佣金，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借给贵州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用于注册了“火币网”交易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张建平、魏勇的银行卡接收到被害人的款项后，通过购买网络虚拟货币再转移或出售变现的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张建平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64.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2万元，魏勇出借的银行卡接收、转移犯罪资金共计人民币56万元，从中获利人民币0.31万元。张建平、魏勇通过出借手机卡、银行卡供他人使用从中获利，张建平、魏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银行卡所接受、转移的资金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张建平、魏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勇、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账户，协助将资金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张建平、魏勇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案发后能够退出违法所得，张建平亦认罪认罚。原判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魏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